2003年，他离世时只有33岁，家里剩下300元现金，账本上还挂着800元欠款，与60多枚金牌形成刺眼反差。
把时间拨回到1970年，才力出生在辽宁昌图一个普通农家，家中几口人都靠几亩地维生。13岁那年，他被体校教练选中，个子高、骨架大，是队里称重时总能让秤停在“超标”一侧的孩子。1985年，他15岁，在全国首届青运会上拿下举重冠军，那次比赛他的挺举重量超过190公斤，名字第一次登上全国媒体版面。
真正让他“封神”的，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。那年他20岁出头，在男子举重比赛中挺举到235公斤，打破当时亚洲纪录，被写入亚运官方战报。8年国家队生涯里，他在国内外赛场累计拿下40多个全国冠军、20多个亚洲冠军，总计60余枚金牌，这是当时中国男子举重少见的高产纪录。
站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的领奖台上，他身披国旗，胸前挂着金牌，场馆内观众席超过万名观众齐声喊他的名字。很多观众以为，这样的冠军会一生衣食无忧，会被“系统”稳稳接住。
问题就埋在那套系统里。
长年高强度训练让他的体重控制在140公斤以上，远高于普通同龄人标准体重的两倍。高负荷深蹲、挺举让膝关节和腰椎持续受损，高热量饮食加上训练后的宵夜，让高血压、严重肥胖、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一起找上门。27岁，队医在体检记录上写下“需尽快退役”几个字，那一年他被迫离开国家队。
退役时，他的文化程度停留在中学，职业技能栏里只有“举重”两个字。按照当时安置方案，他有机会去当地交通部门谋一份正式工作，单位编制有限，录用名额不超过5人。可在一次关键面试中，他由于睡眠呼吸暂停发作，在候考室昏睡过去，错过点名，档案因此没能落到这份铁饭碗里。
错过编制之后，他尝试自己找路子。那段时间，他向亲友借了几千元，承包了一辆出租车，按照当时沈阳城区的起步价5元跑车。问题是，他体重已接近160公斤，每天坐在驾驶位上不到两小时就腰痛难忍，喘得厉害。油钱、份子钱加起来一个月要支出近千元，而他实际跑出的收入常常只有五百到七百元，很快就入不敷出，只好停掉。
四处求职的路并不好走。许多用工单位在看到他160厘米出头却重达160公斤的身材后，直接以“体检不过关”为由拒绝。最终，他回到了熟悉的体育系统，在辽宁省体院保卫科当上门卫，负责看大门、登记车辆，月工资大约1200元，这个数字在当时城市平均工资里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三口的基本开销。
门卫值班室离举重馆不过几十米，他每天要检查出入车辆几十次，看着年轻队员推着杠铃走进训练馆。那些举重台上贴着的成绩表里，有他当年留下的纪录数字，有的项目成绩他在1990年就举到过。此后十几年，他站在门口，数字停在墙上，他的人生却再也没升起。
家庭压力一点点把他压垮。妻子刘成菊同样是退役举重运动员，退役后找到的工作工资也在千元上下，两人收入合计不超过2500元。女儿出生后，每年光是疫苗、奶粉和衣物就要花去近千元，加上他长期服用降压药、使用呼吸机，一台呼吸机的价格在当时至少数千元，很多配件要自费更换。
为了省下几百元药费，他常常赊账买生活用品。街边小店的账本上，米、面、油、煤气罐，后面都写着他的名字和日期，金额多是十几二十元，一年累计下来约800元。去世后，年过六旬的父母不得不拿着存折一点点取钱，把这些零碎欠账还清。
健康状况在他30岁后明显恶化。体重长期维持在160公斤，每晚睡觉前必须戴上呼吸机面罩，否则会因呼吸暂停憋醒。他曾对朋友说，一晚能被憋醒十几次，第二天在门卫室看表时，手会不受控制地发抖。2003年春天，非典流行，他在那年4月因睡眠呼吸暂停诱发的呼吸衰竭去世，医院病历上写明“33岁，急性呼吸衰竭”。
33年人生，他把青春最好的10年献给杠铃和国旗，却没能换来一个有保障的中年。
他的离世在当年体坛内部引起不小震动，不少媒体报道都提到“60多枚金牌”“亚洲纪录保持者”这些数字，与33岁病逝、300元遗产形成鲜明对比。很多读者第一次认真意识到，原来站在领奖台上的人，退下来后也可能找不到工作，也会付不起医药费。
制度在这之后有过调整。2000年代中后期，多地体育局增加了运动员职业教育课程，有的省队要求队员在集训之外完成中专或大专学业，还出台运动员退役安置办法，但覆盖率和执行力度在不同地区差异明显。一些退役运动员仍然靠短期代课、临时工维持生活，收入与他们曾代表国家出场次数并不成正比。
才力去世至今已超过20年。公开报道中，他的妻子后来罹患重病，女儿因遗传肥胖和甲状腺问题长期吃药，医疗支出占到家庭收入的大头。她们的生活细节不再频繁出现在新闻里，但从零星报道看，日子仍然紧张，很难用“安稳”两个字概括。
与此同时，中国举重在奥运会、世锦赛上继续拿下金牌，新的世界纪录在电子计时牌上不断刷新。1990年那次挺举235公斤的画面被压在老录像带里，很少再被提起，年轻观众看到的，是一个又一个新的名字和新的纪录数字。
这也是这个故事最刺痛人的地方：当年看台上那几万名挥舞小旗的人，如今也许已经记不起他的脸，只剩下成绩册上的数字和几篇旧报道在提醒我们——当一名运动员的竞技年龄往往不到30岁，而人均预期寿命在70岁以上时，余下的40年该靠什么支撑？
或许，真正值得观察的，是未来退役运动员的教育、医保和职业培训体系能否在数据上出现变化，比如安置率、职业转换成功率、重病保障覆盖率，会不会比才力那个年代有实质提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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